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股东出资义务能

2019年10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法 法人性 公司法的特征 [ 导语 ] 在我国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商法向民法靠拢成为一种极具路径依赖的惯性选择。《民法总则》包含了大量公司法条款,《公司法》如何修订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诸多观点主张删除公司法中与《民法总则》重复的条款,将该部分交由民法调整。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在《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兼谈颁布后的修订》一文中,批判了“公司法减负”或“民法适用优先”的泛民法化改革思路。他指出此种改革方式看似节约成本,实则可能需要更大的社会成本,并会面临不同法律部门理念冲突、规范重心失调、应有体系瓦解以及伦理基础动摇等一系列问题。 一、公司制度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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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8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所有权 占有 债权 [ 导语 ] 在金钱权利流转规则上,“占有即所有”规则被长期奉为圭臬。但近年来,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则的论证和适用都出现了松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该规则的理性研究存在不足。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孙鹏教授在《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一文中,通过对金钱“占有即所有”之内涵和适用场域、价值特定性和流通中的利益衡量分析,对金钱权利流转规则进行了重塑的尝试。 一、金钱“占有即所有”的内涵与适用场域

公司法的改革只有“不忘初心”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公司制度的本质是对风险予以合理安排,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投资人、经营者以及债权人进行风险上的分配。

2019年10月21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法 股东出资 股东 [ 导语 ] 公司资本认缴制之下,股东享有出资自由。然而,《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与之相配套的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这会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皆存有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铭卿在《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研究》一文中,梳理了实务和理论上的相关争议,探讨了以现有法律制度替代加速到期的可行性问题,并在分析该制度的法理依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速到期之下股东责任构造的建议。 一、对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的争议

金钱与金钱所有权的本质

公司制度的风险性

对于公司债权人诉请法院判决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支持和不支持加速到期两种裁判立场,裁判理由各异。

金钱亦称货币,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现金具有国家信用性,本质上是物化的债权,债务人即发行现金的公权力机构,银行存款本质上为对银行享有的提取相应现金并支付利息的债权,以银行信用确保其支付和结算功能的实现。现金和银行存款本质上为信用债权,本身没有物的个性,将其作为特殊动产理解并不妥当。形象地来说,金钱所有权系对信用债权的“所有权”,金钱“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价值权。

创设公司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商业领域风险的分摊与防范。公司制度的另一特点,是对风险利益的肯定及对追求风险利益特殊手段的认同。公司股权制度所奉行的以容忍对赌为本质特征的商业道德,并不具有社会的可普及性,因为可能会导致全民道德标准混乱甚至整体性社会风险。

对此,我国理论界也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支持说”认为,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公司章程虽然已经确定了股东的出资时间,但是在公司对于债务不能清偿时,股东就不能再主张其期限利益,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股东承担责任。“反对说”认为,我国公司出资制度改为认缴制后,公司资本不再成为债权人的担保,股东应当按照出资协议或者公司章程确定的时间履行出资义务。

金钱“占有即所有”的民法意义与适用场域

民法:以人为本的社会规范体系

二、以现有法律制度替代加速到期不具有可行性

金钱“占有即所有”的民法意义在于,金钱的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金钱所有权的取得与消灭不受取得原因、法律行为效力影响,在此情况下,金钱权利的流转也就没有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的必要。虽然比较法上曾出现“限制性占有即所有学说”,但属于昙花一现。目前,“占有即所有”被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长期追随,并广泛适用于现金和银行存款占有的规则中。

民法始终以“人”作为其核心调整对象,追求人的平安和社会的平稳。民法的人本主义色彩还浓重地反映在与“民”的联系上。特定范畴下“人”的权利、财产、婚姻以及家庭构成了民法的核心内容。

持“反对说”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公司债权人可能采用的救济途径代替加速到期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是破产清算制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下文将逐一分析以这三种制度替代加速到期制度的可行性。

二、金钱所有权对传统特定性理论的超越

公司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主义相冲突

第一,破产或清算时的提前到期与加速到期在诸多方面相去甚远,前者无法替代后者,原因在于: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不一定符合公司破产条件。与加速到期不同,公司破产或者自行清算时,股东的出资成为公司资产,并不直接向公司债权人清偿。加速到期的目标是使公司有能力清偿现有债务,从而继续经营发展,公司破产或者清算明显背离该目的。

金钱“占有即所有”的首要理由在于,金钱占有移转后,原权利人无法识别他人占有的哪些金钱属于自己,不能满足观念物权对标的物特定之要求。两大法系均不认可对他人占有的、不能特定的金钱主张所有权。

公司法背后所代表的物文主义,与民法人本主义相对立。作为一种极具风险性的营利组织,公司的存续与民法所要追求的社会稳定相冲突。此外,两者逻辑存在差异:公司制度往往从“经济人”的逻辑出发,其本身并不附加道德色彩;而民法更加强调的是公平原则。

第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替代加速到期制度的观点亦不可行,这是因为法人人格否认构成要件极其严格,被否认后股东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加速到期不要求股东主观上具有恶意,且股东仅在尚未出资本金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加速到期的目的仅仅在于弥补公司现有偿债能力的不足,并不在于打破股东有限责任。

然而,金钱的高度替代性并不必然排除其特定性。金钱能以封金形式特定化,而那些形态、号码特殊的纪念币、印制有误的纸币也维持着特定性。银行存款通常以存放于特定账户等不与账户户主存款相混同的方式实现特定。普通法上还发展出“追踪”制度,即无论权利人的财产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其维持可识别性和确定性,该替代物或变形物仍为原来的财产,权利人对该财产的权利不受影响。

二、泛民法化:公司法改革中的可能倾向

第三,债权人撤销权无适用之余地。有观点认为可以扩大解释《合同法解释》第18条的规定,使债权人有权撤销股东出资约定。然而,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股东设置时间跨度较大的出资期限,股东往往不存在恶意。出资期限大多在公司设立之初就已经约定,在此之后才产生公司债权,不符合“放弃到期债权”和“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之要求。

进一步说,金钱的特定性并不同于一般物的特定性,在金钱被他人占有,原权利人要求返还“原物”的情形下,权利客体本非作为现金币材的“原物”,而是该“原物”映射的交换价值,只要占有人返还了该币材所表彰的现金价值,权利人的返还请求权即已实现。可见,主流学说对物权标的特定原则之理解过于狭隘,对金钱特定性的理解,完全可以超越物理特定而向价值特定升华。

虽然民法与公司法在价值、功能、作用、原则与目的等诸多方面寻在差异和冲突,但过去的改革却忽视了二者的界限。《民法总则》出台后,公司法改革向民法靠拢的趋势更加明显。

综上,否定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学者所提出的替代方案皆不可行,或是破坏公司的正常经营,或是根本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只能寄希望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三、金钱高度流通性的利益衡量及其实现机制

《民法总则》出台后《公司法》的空洞化及其对应

三、加速到期制度的法理依据

“占有即所有”的核心目的是保护金钱流通,然而,确保金钱流通是否仅此一途?其为促进金钱流通付出了何等代价,此等代价在利益衡量上又是否适当?必须予以澄清。

《民法总则》大量“复制”《公司法》条款的做法,使得公司法出现了大量与民法重复的条款,这些条款很可能成为“僵尸条款”。尤其造成制度设计上的巨大漏洞:其一,非营利性法人等组织的制度设计在民法总则中仍是空白,出现了民法总则挂一漏万、制度规则方式不一致、不协调的尴尬格局。其二,公司和营利法人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其三,民法总则对公司法人规则的复制不具有完整性或严密性。

加速到期制度与现有的公司法原则并行不悖,其并不违反股东出资自由原则,也不破坏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而是平衡公司资本认缴制度条件下股东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手段之一。

应以善意取得制度替代“占有即所有”的流通保护机能

从理论上讲,最理想的方案是改革《民法总则》,不过考虑到《民法总则》刚颁行不久,改革《公司法》将成为协调冲突的唯一选择。公司法的改革方案有两种:一是民法优先,直接删除《公司法》重复内容;二是维持《公司法》独立性,即便是重复的内容也应进行取舍,尽量在公司法的体系内解决争议。

股东出资自由原则与加速到期的关系

英美法上早期理论坚持金钱的“不可识别性”,认为金钱所有权随占有而转移,不存在金钱的善意取得制度,这于金钱流通极为不利,也与商业实践不符。在Miler v. Race案中,法官总结金钱有关商业习惯,正式确立了金钱善意取得的规则。在债务人以骗得钱款清偿债务的效力问题上,坚持“占有即所有”的日本最高法院为了交易安全的保护也出现了极为矛盾的判决,认为聚焦于社会通念上同一价值移动之实质,受害人对后续的恶意受领人拥有不当得利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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