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股东内部法律责任如何

公司章程契约责任的理论基础

第一,社会责任披露应是强制要求还是自愿履行?我国目前对社会责任的披露政策是自愿原则,毕竟披露有其成本的。但强制社会报告也不妨先在一些样板企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试验,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

2.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司法裁判路径转变

2019年10月2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事责任 公司法 股东 公司治理 [ 导语 ] 公司法的适用涉及公司、股东、董事和债权人等诸多主体利益的冲突,亦关系到公法与私法、公司利益与社会责任、股东利益与公司发展等相互关系的协调。如何实现不同主体和各类关系的利益平衡,是公司法适用的永恒主题。就公司成员相互之间及其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相关主体的民事责任可概括为公司章程契约责任及公司股东侵权责任。这两种民事责任的合理配置对于公司治理而言至关重要。对此,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杨志壮副教授在《公司法民事责任的解释方法——以公司股东内部法律责任分析为视角》一文中探讨了公司章程契约责任和公司股东侵权责任的不同特点和功能,主张两种民事责任应并行设置,并在公司法中设置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从而更有效地规范公司成员行为。 一、公司法民事责任的实现基础

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国《民法总则》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就二者的相同之处而言,有如下几点:

其一,无权代理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适用于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情形。相对人疏于审查“公司代表”无授权或超越授权的,应自行承担因其无权代理所引起的法律责任,这仅在代理的逻辑制度下具有意义,此与公司代表越权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章程或公司决议完全不同。混淆无权代理和公司代表越权行为的性质差异,客观上会造成相对人善意的推定规则被架空而失去其应有的法律意义,以致忽视并减缩相对人抗辩权制度结构下受保护的利益空间。

公司治理实质上是针对公司内部的侵权行为在制度层面上构建法律约束机制。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性,但为了实现公司治理的更优目标,不妨借鉴澳大利亚极富特色的公司监管技术——民事惩罚机制。该机制兼具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之长,其责任方式包括罚金、剥夺个人担任公司高管的资格和赔偿损害等。此种民事惩罚机制不仅具有惩罚性,而且避免了追究刑事责任中的诉讼成本高和举证责任难等问题。这就意味着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应并行设置,从而形成公司治理的法律责任板块结构。

本文选编自施天涛:《公司法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施天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三、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抗辩权解释路径

[ 参考文献 ]

总体来说,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以加强公司社会责任,在法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要防止过犹不及。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内实施公司社会责任,存在着很强的法政策考量,需要平衡考虑公司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譬如,如过分强调职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决策地位和福利特权,可能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

2.法人与法人机关之间固有的法秩序

尽管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都具有弥补受害人损害这一功能,但二者在归责依据和制度目的上相去甚远。其一,合同责任的归责依据在于,当事人违反了基于合同而产生实现给付利益的义务;而侵权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不得损害他人的财产性、人身性的利益的义务。其二,合同法的目的更多体现在推动和鼓励自由交易,赋予市场运作以法律效力,保证商事活动有序运行。然而,该目的尚不足以覆盖侵权法的功能。举例来说,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和其他管理人员必须为信义义务受益人的利益而履行职责,若违反信义义务则构成侵权行为。此种违反信义义务所产生的侵权责任便无法被契约责任囊括,更不能被替代。

二、公司社会责任可执行情况考察

关于公司为他人担保的制度结构,不同时期公司法的规定差异巨大,从1993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到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6条,制度上呈现出禁止公司为他人担保向允许公司为他人担保的演变过程。

在公司法中设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防止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过低,并以此来平衡社会性违法成本,实现正义分配的具体要求。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对单个受害者所受损失的准确补偿,而是让加害人对其所造成的所有损害买单。在此基础上,超过正常损害填补范围而科以惩罚性赔偿金的情形可分为两种:威慑侵权行为人利用他人法益进行营利活动的行为;弥补因受害人未完全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所造成的补偿漏洞。

再者,尽管二法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都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公司法》第5条的表述是:“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从公司社会责任角度说,主要指的应是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本是公司作为商人的应有操守,无须在公司社会责任名义下特别规范。《公司法》的许多规则本身就是将公司的商业道德法律化。诚实守信既可以是一般社会道德,也可以是商业道德,何须重复表述?

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解释论,以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制度结构,来认识公司代表越权担保在相对人恶意时的私法效果,以确定公司应否对相对人承担责任。

公司股东侵权责任与公司章程契约责任并行设置辨析

公司社会责任与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事实的,构成相对人恶意。在相对人恶意时,可否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不成立的私法效果?

从过错责任这一角度来看,侵权责任方式的归责事由与归责原则相等同;而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过错不再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事由和归责原则。同时,伴随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扩张,证明责任的分配和归责依据已成为受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就证明责任而言,原告须对权利产生的事实加以证明,即须证明他占有公司股权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行政法规则和管制法规则,即在私法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的行为规则,亦成为股东侵权责任的归责依据。

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 公司治理 [ 导语 ] 我国2005年修正《公司法》第5条将“社会责任”正式写进了法律,2017年《民法总则》第86条进一步将“社会责任”提升到民法典总则地位。然而,这一高尚的法律政治理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落实?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清华大学法学院施天涛教授在《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一文中,将公司社会责任的考察限定于公司法范畴内,并提出公司法可以并仅在“公司守法”“治理结构”“商业决策”“社会披露”四方面落实社会责任。 一、我国法律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及其解读

基于公司代表的法律地位不同于代理人,规范二者行为私法效果的制度逻辑应有所不同。“表见代表”规则未规定公司代表越权行为在相对人恶意时的私法效果,不能想当然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9条。法律解释的类推适用应当遵循处理类似问题的不同规范在制度逻辑上的一致性。类推适用表见代理不成立的制度结构,进而将相对人恶意的私法效果解释为公司代表越权行为对公司不生效力,有悖于公司代表越权行为的制度逻辑,即法人与法人机关之间固有的法秩序。

公司章程契约责任产生于公司合同,公司合同直接体现了公司财产权的流动化、债权化。契约性债务的正当化依据是交易本身内在的实体性公平和正义,对这种公平正义的判断标准,由旧有的价格制度转移到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一致的问题之上。意思表示一致的根本在于真实,宗旨在于诚信原则,对于公司章程这种标准合同条款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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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责任的,在公司提出抗辩之前就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相对人,违反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制度逻辑,且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在于:

公司股东侵权责任具有独立性

公司治理结构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法律解释应当尊重法律文本的文义,《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范文本未涉及“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担保合同的效力与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私法效果是受不同法律制度结构所规范的不同性质问题。前者以公司代表的越权担保归属于公司为前提,并应当依照“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则予以判断,原本就与《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不发生关联。

在公司法民事责任范围内,对于故意或恶性行为,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不会距离私法的价值渐行渐远。在比较法的基础上,彻底地讨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本质、作用以及合理性,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民事责任体系。

商业决策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拒绝给付抗辩权,是指公司代表越权担保而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事实的,公司有拒绝相对人请求其承担责任的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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