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

2019年9月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自治 股东 公司的治理结构原则 [ 导语 ] 股东压制是封闭公司的治理难题,为受压制股东提供有效的救济规则是公司法的重要任务,但目前我国公司法对此提供的救济手段过于单薄。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建伟教授在《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一文中,通过比对英国不公平损害制度与我国的实践,从公司内部治理、立法和司法三个层面,对我国股东压制救济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股东压制:一个通存的封闭公司治理现象

2019年12月3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事诉讼法 强制执行 [ 导语 ] 近年来,执行司法解释、执行司法政策、执行司法理念以及裁判规则持续更新,以适应司法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从中精选其中51篇,结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批复、复函、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裁判观点,对常见争议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10类共51种常见情形下的120个复杂问题的裁判规则进行梳理,系统分析其冲突、演变路径,并进一步分类、筛选、精修、整理与汇编。[ 内容摘要 ]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以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案例为主干,辅以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批复、复函、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裁判观点,进行筛选梳理和分析提炼,提示关键问题和误区,并特别设置延展分析,聚焦争议问题背后的重要行业问题和法律问题,加以分析论证。[ 内容 ]

2019年9月2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信义义务 商业判断规则 优先股 司法审查 [ 导语 ] 作为股债融合的混合证券,优先股中股权与债权经济利益状态的趋同、组织法与合同法权利行使机制的交叉,使公司内部充斥着不同类别股东之间的利益纠葛,合同与组织陷入双重失序。对此,山东大学潘林副教授在《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一文中,主张我国公司法应积极回应,适用组织法框架下的信义义务制度,划定优先股合同权利的组织法边界,给出复杂利益竞争的妥当分配方案。 一、现实困境:股债融合与双重失序

现象成因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

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作为混合证券的一种重要形态,优先股跨越了股权与债权的边界,实现了股权与债权经济利益状态的趋同、组织法与合同法权利行使机制的交叉。

股东压制,通常是指多数股东利用其有利地位通过各种手段排挤、欺压其他股东,使后者不能正常参与经营管理或不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其成因主要集中于资本多数决的滥用和封闭公司的特殊性。

魏大勇

合同秩序与组织秩序的配合成就了优先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然而在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竞争中,合同与组织却陷入双重失序,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挤压了合同权利的空间,合同秩序因嵌入组织而瓦解。优先权利通过合同机制创设,在缔约方之间产生债的法律约束力。然而优先股是股而非债,在公司商业决策的托辞下,优先股股东的投资很可能成为实质上无需偿还的借贷。另一方面,合同权利空间在组织中过度膨胀,组织秩序受到了合同的入侵。合同强制履行的债权逻辑可能导致对部分股东的压制以及控制者的滥权,冲击公平对待全体股东以及正当行使控制权力的组织秩序;同时,优先权利的实现极可能以公司及普通股股东的正常利益为代价。

问题的实质

中国法制出版社

二、他山之石:组织法中的信义义务制度

股东压制实为股东投机行为的结果。一方面,多数股东可以利用其控制地位,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侵犯少数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少数股东如受到过度保护,也可能因出资少、风险小而作出不利于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决议。因此,股东压制本质上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2019-10

组织法是解决优先股问题的框架

二、股东压制的英国法救济机制:不公平损害制度

魏大勇

以组织法作为划定优先股合同权利行使边界的框架,具备下述三方面的正当性。

不公平损害制度的立法表达

魏大勇,吉林大学法律硕士,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辽宁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庭长,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从事民商事审判、执行工作多年,专注于金融争议解决、房地产争议解决、不良资产处置/执行争议解决等领域。

第一,优先股是股不是债。优先股虽融合了债权元素,但并未摆脱其股权及剩余索取的属性。优先股合同权利行使应在组织成员关系的语境中展开,不因创设优先权利的合同机制而排除优先股股东的组织法保护,也不因合同性的优先权利而触犯其他成员权益的组织法底线。

股东压制在英国公司法上主要体现为私人公司中的不公平损害行为。英国《2006年公司法》形成了目前的不公平损害制度,其规定提起不公平损害诉讼的条件为“公司的事务正在或已经以不公正的方式进行,不正当地损害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利益,或者公司的任何实际或提议的作为或不作为或将会构成这样的损害”,且该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第一章银行存款排除执行的裁判规则

第二,为划定优先股合同权利边界而试图在组织法与合同法之间寻求明确界限的行为,往往难达目的。相对性的合同安排一旦落入公司组织的范畴,伴随公司组织中的控制权安排以及商事交易中的操作空间,合同与组织的边界将被不断模糊。

不公平损害行为的法律构造

001|因挂靠借用银行账户内的银行存款,不能排除执行

第三,在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竞争中,合同机制无法胜任对组织成员关系的评价。通过合同机制解决优先股与普通股之间的利益分配,核心在于具体商业情境下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此时,基于成员力量的悬殊对比、商事交易的复杂多变,合同解释方法二元论的对立性势必激化。而组织法在商事交易中调整组织成员关系,具有合同机制无法包容的丰富制度内涵。

不公平损害的构成要件不包括多数股东的主观恶意,因为该行为常常披着合法的外衣。因此法官主要从以下两个因素来判断:

002|资金误汇属无意思表示的事实行为,可以排除执行

信义义务制度是解决优先股问题的具体制度

第一,股东利益受到侵害。股东利益包括股东作为公司成员的利益和合理期待利益,即私人公司股东对“管理收益”的合理期待。第二,存在不公平损害的行为,既包括非法行为也包括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法院在判断其构成时,以公平原则入手,以理性原则进行利益衡平与考量。

003|资金无正当理由转入关联企业账户,不能排除执行

在组织法的框架之下,信义义务制度适合作为解决优先股与普通股利益冲突问题的具体制度。一方面,信义义务作为一种与规则相对的标准,与公司法的授权性品格及金融工具创新相匹配。公司法无法为公司内部权力的行使提供完全的、列举式的事前规则,因此需要信义义务作为一种事后被赋予规范内容的标准,授权裁判者事后裁量;另一方面,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问题在组织法中应首先归回到程序层面来讨论。信义义务中关于程序的制度方法摆脱了过失侵权模式中注意义务的界定标准,符合商业决策的事后判断属性以及公司组织的程序指向。

不公平损害行为的救济体系

004|履行民事合同而向被执行人的汇款,不能排除执行

三、信义义务制度的方法论规则:程序和计算

1.事前私人安排

005|案外人代被执行人缴纳投标保证金,不能排除执行

通过程序的利益分配

根据私法自治的精神,股东通过章程、股东协议等对股东间的权利义务作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规则而适用。依据合同法基本原理,任何违反股东协议的安排都具有可诉性,这赋予了股东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事前私人安排之于股东压制,不仅具有事后救济之功能,更具有事前预防之功能。

006|共管账户内已经特定化的银行存款,可以排除执行

程序是信义义务司法审查中首要与核心的方法论。在优先股领域的信义义务之诉中,法官对董事决策程序的审查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2.事后司法救济

007|资金汇入被冻结账户属于一般债权,不能排除执行

第一,决策者独立性。在信义义务的司法审查中,决策者欠缺独立性将推翻商业判断的推定性保护,进而适用整体公平标准。第二,公平交易审查。法官应当结合具体情境,在整个商事交易链条中分析可能存在的董事滥用权力的空间。第三,安全港程序。整体公平标准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程序性的安全港规则。法官应在具体个案中结合多种因素,赋予特定的安全港程序以不同的权重。

《2006年公司法》第996条赋予法院在不公平损害诉讼中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院有权做出任何合理的法令提供救济,如颁布股份购买令等。

008|公司用个人账户收款属于财产混同,不能排除执行

通过计算的利益分配

3.不公平损害诉讼与派生诉讼、司法解散之诉的关系

009|始终在案外人控制下的账户内资金,可以排除执行

在无法通过程序确保公平交易的情况下,法官对董事决策的审查重心从形式层面转移到实质层面,以计算的方式实现对公平价格的判断。

与派生诉讼相比,不公平损害诉讼是基于对股东利益的侵害,而派生诉讼是基于对公司利益的侵害;与司法解散相比,不公平损害制度为“治愈公司”的方法,而司法解散公司是对公司的“宣告死亡”。

010|借名账户为被执行人实际控制使用,不能排除执行

作为信义义务的方法论,程序与计算之间的关系密切。首先,信义义务的分析推演在证明责任分配的框架下展开。对董事决策的审查从程序深入到计算,是一个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否深入到通过计算评价交易实质公平性,取决于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主张以及能否举证。其次,会计计算在部分情况下能够实现对交易公平性的实质判断,进而推翻程序性的推定。对于不当程序下的决策公平与正当程序下的决策不公,会计计算解决了部分公司交易的实质性判断难题。最后,计算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实现交易公平性的实质判断,进而辅助信义义务的规范分析,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命题。

英国法经验启示

第二章保证金质权排除执行的裁判规则

四、本土移植:改进观念与技术

首先,相较于股东直接诉讼、派生诉讼,不公平损害诉讼具有漏洞填补功能,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救济途径。其次,不公平损害制度在股东之间设定了信义义务,使得利益受害的股东可以对违反义务的股东提起不公平损害之诉。最后,该制度扩大了法院的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也可以防止少数股东滥诉、恶意诉讼的发生。

001|有效设立并符合条件的保证金质权,可以排除执行

对公司组织决策程序的认知转换

三、股东压制救济的中国实践

002|未登记、特别标记等的保证金账户,仍可排除执行

目前,我国对公司组织决策程序的认知为法律行为语境下的格式规范。然而该认知存在一定的问题,应通过相关对策促使其转化为商事交易语境下的程序公平。

中国式股东压制:长期的复合性股东权益侵害行为

003|保证金质权账户与约定情况不符的,不能排除执行

第一,我国公司制度系统对组织决策程序的认知重心在于决议以及最终形成决议的会议,对商事交易语境中的决策过程重视不足。同时,对公司决议的法律行为定位以及公司决议所置身的民法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认知局限。对此,公司立法应弥补诸如决策者独立性、安全港程序等规范的疏漏,形成富有弹性的利益冲突认定标准。此外,应节制民法抽象概念体系对公司交易的解释,以标准章程、公司秘书确保公司程式,实现向商事交易中程序公平的认知重心的迁移。

我国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等封闭类公司同样存在英国公司的不公平损害行为,我国法上的股东压制可以定义为“长期的复合性股东权益侵害”。事实上,形式上侵害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单项权利的,无需被列为股东压制。而以合法形式实质侵害股东权益的行为的,需列入股东压制行为范畴,此时,抽象的股东压制救济规则可以发挥兜底的作用,从而对利益受损害的股东给予适当救济。

004|保证金质权账户内金额正常浮动的,仍可排除执行

第二,我国对决议程序的司法审查更多地停留在格式规范,缺乏程序公平性的经验。基本格式规范限制了公司权力行使者的运作空间,且由于相关机制的缺漏,本应在公司内部框架下实现的格式规范最终以决议效力纠纷的形式传导到法院的司法审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司法机关对程序公平的认知以及对商事交易、公司运作、权力行使的理解。对此,应保障商事审判回归商事交易的逻辑,在现有规范中能动解释相关规则,对雇佣关系、职业关系、财务关系等进行能动评价;同时,需在公平交易的分析框架下重新认识商事交易链条中发起、时点、架构、谈判、披露、批准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滥权空间。

现行公司法给予股东压制的救济

第三章不动产所有权排除执行的裁判规则

定量裁判思维下计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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